長征學研究的現狀及未來展望
來源:《紅色文化資源研究》?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9-25
王紀鵬
(遵義醫科大學紅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副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穿越歷史的滄桑巨變, 回望80年前那段苦難和輝煌,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長征在我們黨、國家、軍隊發展史上具有十分偉大的意義,對中華民族歷史進程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1](P2) 研究長征,弘揚偉大長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長征路,是新時代條件下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如何將長征這段偉大歷史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使長征研究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即長征學,對于當下及今后推進長征這一偉大歷史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對長征研究地不斷推進, 國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認為成立一門獨立的學科——長征學,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目前, 國內相關專家學者對長征學的研究已經逐步形成氣候,在學界已經開始引起關注。當下,對長征學學科的研究對象、范疇、學科支撐、內涵與外延及學科的理論建設等諸要素進行深入的梳理, 總結已經取得成績、達成的共識,對未來學科建設存在的異議進行重點定位,實施精準研究,破解制約學科理論構建中存在的瓶頸,推動長征學學科盡早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與理論意義。
   一、“長征”概念含義
  (一) 長征概念
  人們通常所說的“長征”,一般是指中國共產黨為了打破國民黨對各根據地的“圍剿”,保存革命火種, 實現北上抗日而在中央統一領導部署之下,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及紅二十五軍所進行的落腳點在陜北的一次戰略轉移。
  關于“長征”一詞, 最早使用是1935年2月23日, 紅軍總政治部在《告黔北工農勞苦群眾書》中有“我工農紅軍從江西轉移作戰地區。長征到川貴邊地域, ……解放了黔北的工農及一切干人……”, 這是第一次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稱為“長征”, 也是目前所見將中央紅軍的行動稱為“長征”的最早文獻。1935年5月, 紅軍總司令朱德在《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指出:“紅軍萬里長征, 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 尊重彝人風俗……”首次提出和使用“紅軍萬里長征”一詞。[2] (P2) 1935年7月10日,《紅星報》在第25期發表的社論中再次使用“萬里長征”一詞。隨著紅軍戰略轉移的延伸,黨中央對紅軍長征路程逐漸有了清晰的表述。1935年8月5日在沙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一萬八千里的長征”的里程概念表述。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擴大會議上又提出“二萬余里的長征”的表述。10月9日,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毛澤東明確提出“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概念。10月27日,毛澤東在吳起鎮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關于部隊工作, 毛澤東發言說:部隊減員,隊伍雖小,但它是將來發展的基礎。現在環境改變, 二萬里完結, 將來再不會有二萬里,應向干部解釋發展前途。29日,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發布《告紅二十五軍、二十六軍全體指戰員書》,指出:陜甘支隊經過二萬余里的長征, 與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會合, 是中國蘇維埃運動的一個偉大勝利, 是西北革命運動大開展的號炮,它將為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大局面、赤化全中國打下鞏固的基礎。1935年11月5日,毛澤東到達甘泉縣道鎮象鼻子灣,向隨行部隊發表講話,說:“從江西瑞金算起, 我們走了一年多時間。我們每人開動兩只腳,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從來未有過的真正的長征。”[3] (P485) 所以“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中央紅軍長征結束時提出,專指中央紅軍的。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深刻地闡述了長征的偉大意義, 他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 長征是播種機。”[4] (P149-150) 紅軍是世界上的一篇大道理。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長征行程二萬五千里, 完成了偉大戰略轉移, 為我黨保存了革命的火種,沿途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擴大了我黨與紅軍的影響, 贏得了人們的熱烈擁護。從此“長征”一詞便廣泛流傳開來。“二萬五千里長征”也逐漸成為紅軍1934年至1936年戰略轉移的專門用語。[2] (P3) 長征在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壯舉, 是為人類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光輝詩篇, 是求生存, 謀發展的抗爭與發展。它的影響已經超過了國界, 超越了具有階級屬性的意識形態。
  (二) 長征結束以后我國歷代領導人賦予長征新含義
  長征與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緊緊相連。長征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是刻骨銘心的。長征結束后, 毛澤東曾在多個場合,許多重要的會議上都曾反復提起過長征, 可見長征對毛澤東同志影響之深。正是因為長征是我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遇到的困難是空前的。所以在1945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5] (P1438) 毛主席把整個革命和建設比喻為長征, 來形容革命勝利以后我黨領導全國人民在建設中可能還會遇到的無法想象的困難, 他因此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5] (P1438-1439)
  長征成了我黨進行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一個代名詞。1987年5月12日上午, 鄧小平同志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說:“中國真正活躍起來, 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還是在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從那時到現在的8年多時間, 我們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走了第一步。”[6] (P172) 在此,鄧小平同志把四個現代化事業比喻為新長征。
  習近平同志認為,長征歷時之長、規模之大、行程之遠、環境之險惡、戰斗之慘烈,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戰爭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長征迸發出的激蕩人心的強大力量,跨越時空,跨越民族,是人類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偉大史詩。[1] (P8) 習近平同志還把我黨在新時期帶領全國人民接續奮斗,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比喻為新的長征。實現新的長征需要全國各族人民繼續發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大無畏精神, 學習他們堅定的革命理想與共產主義必勝的理想信念,號召廣大黨員干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發揚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
   二、長征學學會與長征學
  (一)長征學學會建立緣起
  2006年,遵義市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舉辦了“長征與工運”論壇, 本次論壇有來自于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160余人,時任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曾祥銑同志在會上作了題為《長征學:早成氣候,仍待開拓》的發言,曾會長以學者敏銳的眼光發現并提出了“長征學”概念, 他認為紅軍長征無論從停留時間、重大事件、政治影響, 國際知名度而言, 都值得深入研究, 遵義應當擔負起建設“長征學”學科的重任。為推動“長征學”學科落實,2011年在紀念遵義會議77周年時, 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成立了長征文化分會,2012年3月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長征文化分會起草了《中國 (遵義) 長征學學會籌劃策劃方案》,并向遵義市委宣傳部作了匯報, 引起市委宣傳部高度重視。長征學學會還多次召集發起人進行研究, 提出長征學學科的研究方向和任務。2012年12月19日, 市委宣傳部正式批準成立長征學籌備工作領導小組,負責成立長征學學會相關事宜。在市委宣傳部、市民政局等單位大力支持下, 2014年1月21日長征學學會在遵義師范學院召開成立大會, 正式宣布成立并召開了長征學學會第一屆理事會,曾祥銑當選為會長,黨史研究專家謝尊修、費侃如等老同志當選為名譽會長,遵義市黨校副校長謝以佐、原遵義師范學院副院長王剛、原遵義紀念館副館長雷光仁等被選為副會長,遵義市旅游局原局長貴州省首席紅色文化專家黃先榮當選為常務副會長。從長征學提出到長征學學會成立至此已過去8年時間。
  遵義市長征學學會章程規定學會性質是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為研究對象的群眾性學術團體, 是由相關機關和專業人士自愿組成的非營利性組織。學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遵守國家法規和社會公德,堅持“雙百”方針,弘揚長征精神,開展長征學研究,推進成果轉化,促進遵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為遵義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學會的成立體現了遵義學者的文化自覺與歷史擔當。學會還積極吸收域外對紅一、二、四方面軍和其他紅軍有研究的專家學者入會。遵義市長征學學會的成立是遵義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成立大大推動了長征學相關理論研究。
  無獨有偶,該時期四川省社科院和電子科技大學研究紅色文化的三位專家胡學舉、吳滿意、李后強也以敏銳的歷史眼光與時代擔當的勇氣呼吁建立“長征學”。三位專家認為:“正式建立‘長征學’,系統地開展長征研究,可以助推民族復興, 早日實現‘中國夢’。”[7]
  2014年12月20日,李后強、胡學舉、吳滿意三位專家在《經濟日報》再次發文號召成立長征學學會。而此時長征學學會已在遵義市成立。為了更好地推動長征學研究,有必要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相關部門牽頭聯合各省黨史研究室和遵義市長征學學會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權威學術組織, 有組織有計劃地協調深入開展長征學研究。
  (二) 遵義學者倡議在遵義建立長征學學會的原因
  紅軍長征期間在遵義建立紅色政權最為廣泛,影響深遠。中央紅軍在黔北活動達3個多月,是長征中停留最長、發生大事最多的地區,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和甕安猴場會議所作出的《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戰略部署, 中央紅軍“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地區, 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3] (P440) “首先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 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3] (P442) 在此戰略目標指導下,中央紅軍先后在遵義建立了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蘇維埃余慶縣軍政委員會等50余個縣區鄉蘇維埃臨時政權組織及農民協會、赤色工會、革命先鋒隊、兒童團等40多個革命群眾團體。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讓各界群眾更多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這對于喚起民眾、支持紅軍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 遵義還是中華蘇維埃銀行在長征中唯一開展活動、發行貨幣的地區。紅軍在遵義期間, 有四五千烈士血灑黔北大地,其中包括紅軍長征中犧牲的最高將領、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同時有4000多名遵義兒女參加紅軍, 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征兵最多的地方。同時還有大批傷病員留在遵義, 被當地人民掩護下來。這一切說明,研究長征,遵義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遵義學者應當繼續承擔起長征學研究的重要責任。
  將遵義打造為“長征學”學術研究中心更為重要的是作為“長征學”研究的重要客體、長征的過程,遵義具備了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先決條件。第一,中央紅軍長征經過遵義停留時間最長,所遺留的重要遺跡較為豐富多樣。第二,遵義也是新中國成立后,設立與長征有關的紀念館和收集、出版與長征有關書籍的最早地區。同時,也是收集整理紅軍長征資料、實物和研究成果最多的地區。經過近幾十年紅色文化挖掘整理和展示,遵義涌現出了一批全國知名紅色文化專家,出版了大批紅色題材書籍和研究文獻,極大豐富了紅色文化寶庫, 為“長征學”學科創立培養了雄厚的人才隊伍。第三,遵義會議紀念館、教學單位圍繞長征這一永恒題材作了不懈的工作。遵義會議紀念館、四渡赤水紀念館、茍壩會議紀念館等在社會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教育傳承功能作用,遵義市委黨校在中組部支持下掛牌, 組建了全國性的遵義干部學院, 面向全國進行干部培訓,影響越來越大,遵義師范學院成為教育部八個紅色文化精神研究基地之一。第四,中共貴州省委高度重視遵義紅色文化建設,原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對遵義提出了“堅持紅色傳承,推動綠色發展,奮力打造西部內陸開放新高地”的要求, 這對發揮紅色文化思想引領、文化感召、精神激勵及推動社會實踐, 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第五,長征學學會可以更好地服務地方,為遵義市委宣傳部及貴州省相關部門開展各項紅色文化活動出謀劃策,咨詢把脈。在長征學學會帶領下,遵義紅色文化研究如今已蓬勃發展。學會積極幫助地方搞好紅學旅游開發,為城市建設打造紅色靚麗遵義名片服務。
  (三) 長征學建立緣起
  曾祥銑會長在遵義市長征學學會成立大會上說,七十多年來,“長征熱”持久不衰。時至今日,國內外專家學者已出版近兩萬種研究長征的著作,“長征學”早已成為一種事實。今天,我們正式提出建立“長征學”只不過是正名而已。
  研究長征,是為了能夠更好地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情感,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王炳林教授曾就中共黨史這門科學應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時,認為:“對中華民族作出如此巨大貢獻的黨,其歷史進程自然會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重視,只有成立獨立的學科,持續地進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國近現代社會為什么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才能夠更好地總結歷史經驗, 把握發展規律。”[7]這個觀點同樣適合于對長征學這門學科的評價。中央軍委訓練管理部后勤學院教授劉高平大校認為,現代科學的發展,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的發展,都日益顯現出縱向分化和橫向綜合的局面,許多交叉學科、邊緣學科和分支學科大量涌現。長征學正是順應現代科學發展的歷史潮流而產生的。長征學學科的建立正是為了更好地傳承偉大長征精神,豐富哲學社會科學,走好今天的長征路, 堅定“四個自信”,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勝利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動力。長征蘊含的人類文明財富,是當下社會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需要, 是汲取長征精神力量克服新時代“雪山”“草地”“婁山關”“臘子口”等新的無法想象的困難的需要。是克服新時代所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樹立“四個意識”,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使命意識的需要。
  (四) 長征學具備了成為一門學科的條件
  “一種研究要成為學科,就需要系統的知識體系。也就是說,只有形成規模、具有完備體系的內容才能成為學科。一般說來,一個獨立而成熟的學科需要具備一些基本條件。一是要有獨特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對象。這是一個學科區別于另一學科的根本依據。二是形成統一的概念、理論、方法和話語的結構體系。三是具有獨立的研究機構和源源不斷的隊伍保障, 研究成果豐碩, 發展前景廣闊。”[8]
  任何一個學科的建立, 都必須有學科的支撐,任何一個學科的支撐應有三個基本支點,即學科實踐、學科理論、學科應用。長征學具備并符合這些條件。第一,長征悲壯與偉大的歷史。各個方面軍行程萬里,長征途中發生過眾多戰役,穿越多省少數民族地區,這些都為長征學的建立提供了充分而豐富的實踐基礎。第二,長征歷史與學科的相關理論。長征學理論學科包含了軍事學、歷史學、政治學、地理學、民族學、經濟學、心理學、衛生學、文化學、旅游學、管理學等眾多學科。這些學科理論可以直接為長征學學科建立提供成熟的理論支撐。第三,長征影響與傳播的應用前景。長征影響越來越具有人類精神文化的作用,已經超越了政黨和紅軍的政治概念和界限。隨著傳播渠道、途徑、方法拓展,現代傳播學、新聞輿論學、廣播電視學、出版學、電影藝術、書法攝影繪畫等,長征故事已經家喻戶曉。長征學的建立已經適逢其時,呼之欲出,對長征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知識體系,長征學已成為一門顯學。長征學學科已經完全具備作為獨立學科所應有的基本條件。
  (五)長征研究的豐碩成果為長征學學科構建提供了深厚的基礎
  國內對長征的研究起步較早。中國共產黨長征到達陜北后不久,為了宣傳和擴大紅軍及我黨的社會影響,黨中央號召大家寫長征回憶錄,對紅軍長征的研究就逐漸開展起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關于長征的論述,時有出版。20世紀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著述猛增, 蔚然成學。1990年以前,介紹和論述長征的單行本就有1 000種以上,著作和文章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記者的人物和事件專訪, 有人物傳記, 有戰史綜述,有理論研討,等等,種類極其豐富。此外有關長征題材的文藝作品也很多。作為第一手資料的回憶錄,不僅有紅軍方面的,也有國民黨將領“圍剿”紅軍的《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記》(上、下冊),還有長征沿線參與革命活動的工農群眾和目擊者的回憶。這些著作既有綜述性的《長征史》(李安葆著)、《紅軍長征史》(力平等著)、《紅軍長征記》(鄭廣瑾、方十可著),等等;也有專題性的《女紅軍長征記》(李安葆、劉錄開編著)、《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工作史簡編》(張汝光、郭芬夫、何曼秋著)、《特殊連隊—紅一方面軍干部休養連長征紀實》(郭晨著),等等;還有區域紅軍研究的,《紅軍長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紅軍長征過廣西》(中共桂林地委《紅軍長征過廣西》編寫組) 、《紅旗漫卷——紅軍長征西征在寧夏》(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國人民解放軍寧夏軍區政治部)、《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貴州社會科學》編輯部、貴州省博物館)、《紅軍長征在黔北》(中共遵義地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中央紅軍在遵義》(朱存福主編)、《紅軍轉戰貴州——舊政權檔案史料選編》(貴州省檔案館)。專門性考察與研究的,如《紅軍長征與黨的民族政策》 (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進入新世紀,長征研究勢頭仍旺, 且新角度、新觀點不斷涌現。關注長征、研究長征的范圍越來越廣,人數越來越多。長征走進了更廣的研究領域。2004年8月中旬舉行的28屆國際心理學大會上,長征成為研究對象之一。心理學博士岳曉東認為長征不僅標志著中國人民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同時也創造了人類心理學領域的奇跡。關于紅軍長征,各地也召開了一些專題研討會,如遵義市召開的“四渡赤水”研討會,“紅三軍團烏江刀靶革命活動”研討會,“長征文化的發掘與保護”研討會,2014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四川省黨史研究室、中共瀘州市委共同主辦的“雞鳴三省”會議暨川南游擊縱隊的影響專題研討會, 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西華師范大學與陜西理工大學合辦的紀念長征勝利八十周年暨川陜革命老區建設學術研討會, 中共四川省黨史研究室與四川文理學院共同主辦的革命老區振興暨紀念萬源保衛戰勝利80周年學術研討會等眾多學術會議。
  國外關于長征的研究成果豐富。早在1935年5月,蘇聯《布爾什維克》雜志、《真理報》先后發表文報道紅軍相關情況,盛贊長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大無畏氣概的卓越范例”,引起西方國家注意。瑞士籍英國傳教士魯道夫·勃沙特 (薄復禮) ,在貴州黃平被紅六軍團俘獲,與紅六軍團共同經歷了18個月的長征,他以親歷者的視角寫了《神靈之手》,并于1936年12月由倫敦哈德爾-斯托頓公司出版,在西方引起了強烈反響。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沖破重重阻撓進入陜甘寧邊區。他將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及紅軍長征向國際社會作了真實報道,讓更多人了解了長征,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他在其著作《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稱長征為“現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該書被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引起極大轟動。
  70年代后,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出版英文著作《1935年長征:中國共產主義斗爭生存的史詩》。美國人埃德蒙茲寫作完成了《毛澤東的長征:人類大無畏精神的史詩》,還有英國人杭爾德的《向自由的長征》,法國人迪皮伊的《毛澤東領導的長征》, 日本人賓戶寬的《中國紅軍——困難與險峻的二萬五千里》,蘇聯尤里耶夫的《中國人民歷史上的英雄篇章》,這些著作極大地宣傳了長征。1986年, 索爾茲伯里在其著作《長征——一個前所未聞的故事》中, 將紅軍長征比喻為人類第一史詩。他在書中對長征給予極高評價。“人類曾經有四大史詩,但是,他們與長征相比都黯然失色。長征是獨一無二的,長征是無與倫比的。”法國女學者西蒙娜·戴博瓦爾在長篇紀實報道《長征》中說,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
  長征是亙古以來的壯舉,這豐厚的精神財富,是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是紅軍的、共產黨的、中國的更是全世界人民的。長征的影響,早已超越了國界,除了斯諾、索爾茲伯里等作家外,史沫特萊還寫了《偉大的道路》、迪克·威爾遜的《一九三五年長征》、本杰明·楊的《革命到政治:長征中的中國共產黨》,等等。這些著作有的被譯成多國文字,風靡全球,深受各國人民喜愛,也鼓舞了那些被壓民族和人民反侵略反國內壓迫的斗爭,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遵義會議紀念館成立以來,日本星火株式會社、美國美利堅大學等,都先后組織職工或學生到此進行重走長征路活動。
   三、關于長征學相關理論的探討
  (一) “長征學”定義
  “長征學”這一學科概念,最早于2006年遵義學者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曾祥銑、全國知名黨史研究專家原遵義紀念館副館長費侃如、全國知名紅色文化專家田興詠提出,得到了長征沿線廣大黨史研究者,歷史學學者的熱烈響應。2012年, 四川省社科院學者再次提出創立“長征學”學科的構想, 構建“長征學”體系再次引起熱議。
  在遵義市宣傳部、民政局等部門的支持下,2014年1月21日依托教育部紅色文化精神研究中心遵義師范學院中國紅色精神研究基地在遵義市成立了長征學學會。曾祥銑會長提出學會的中心任務是做好三個方面結合的研究。內容方面,計劃選題與自由選題結合,即根據個人專長、興趣及掌握材料情況各自進行研究的同時,還要根據客觀需要與可能,適當提出計劃課題以供選擇或組織專家學者協作攻關。時間方面, 短期研究與長期研究相結合,即配合相關節日、研討會組織稿件的同時, 對計劃課題與協作課題完成時間要有大體合理的安排。人員方面,會內會外結合, 即組織會員研究的同時,要主動與長征沿線研究者、知情者和相關組織進行聯系,要主動與全國有關專家和組織進行聯系 努力取得他們的關心、指導、支持與幫助。遵義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鳳海在學會成立大會上希望大家:一是要進一步增強對長征學研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二是以圍繞中心服務大局作為根本任務和著力點, 不斷推出長征學研究的豐碩成果,要緊密結合中國夢的宣傳與闡釋開展工作;三是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為推動長征學研究提供保證。遵義市長征學學會的成立有利于進一步傳承和弘揚長征精神,加大紅色文化研究力度,為遵義經濟社會注入正能量。在2015年由貴州省遵義市政協牽頭,遵義歷史文化研究會,遵義市長征學學會相關人員分三路, 再次走訪了長征沿線相關政協和研究機構、紀念場館, 就正式提出了“長征學”學科概念和籌備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得到了長征沿線相關政協、黨史研究機構、相關學者的廣泛響應。
  關于長征學的概念界定問題,學界目前主要有以下觀點。四川省胡學舉、吳滿意、李后強三位專家認為長征學具有狹義和廣義之說。“狹義講‘長征學’是研究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學問及知識體系;廣義講,‘長征學’則是研究人類某種理想信念進行徒步長途跋涉所采取的原則、價值、方法、路徑、戰略、戰術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效應而形成的知識體系。”[7]遵義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申翔會長認為:“長征學”是研究長征的學問, 是對長征的起因、過程、結果及其產生的影響進行認真挖掘、研究、梳理、歸納, 以及指導的實踐的規律性認識,這一過程及相關史實, 是“長征學”研究的核心內容。遵義師范學院裴恒濤教授認為,“長征學是關于紅軍長征相關問題研究的學科,主要利用歷史學、政治學、軍事學等多學科方法, 研究20世紀30年代包含中央紅軍在內的各支紅軍長征的相關問題, 主要包含長征相關事實考證、長征精神及長征文化資源的挖掘和利用等三個方面的內容。”[9]雖然三者表述從字面上看有差異,但是實質是一樣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長征學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科,而是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之一偉大歷史事件為研究對象、涉及多學科的一門學問,是關于中國工農紅軍方方面面的知識體系。
  (二) 長征學的研究對象、范疇及學科支撐
  2015年在遵義市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研討會上,劉高平大校作了《長征學的研究對象、范疇與科學支撐》報告。劉教授從為什么要建立長征學、長征學研究的對象切入,認為長征學是以長征全過程中國工農紅軍活動現象、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紅軍長征活動現象是紅軍官兵社會關系的表現, 是紅軍官兵社會生活各種關系的獨特反映。紅軍長征活動規律是紅軍官兵戰爭規律、軍事規律、軍人戰時工作、生活、心理規律等的表現。研究范疇從時間上看, 應從國民黨對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為上限,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為下限。從內容上來說包含:(1)五支部隊的長征即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 (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二隊) 。(2)東征西征和紅西路軍的歷史應該把北上抗日先遣隊作為長征的歷史起點,紅軍東征西征作為歷史展開點, 紅西路軍作為長征的歷史延伸點書寫。目前傳統的研究方向, 基本沒有把東征西征和三大主力會師后紅西路軍歷史納入正史研究。尤其是紅西路軍史, 既不在長征史,也不在抗戰史研究范疇,狹隘的歷史觀讓這段歷史淹沒在塵封的記憶中,為了幾萬紅軍英烈的忠魂不再冤屈,為了長征史更加真實豐富,在歷史的大視野下,從唯物史觀出發我們要去研究它。(3)北上長征抗日救國。(4)國民黨軍的研究。在長征史的研究中, 對敵軍的研究是不夠的, 甚至是很欠缺的,應該加強。從影響力上來看包括:(1)世界報道的長征;(2)國際學術文庫中的長征;(3)長征入選影響了人類千年文明進步的歷史事件;(4)呼吁長征申報世界遺產。關于長征學學科支撐,劉高平大校認為長征悲壯與偉大的歷史,長征歷史與學科的相關理論,長征影響與傳播的應用前景是長征學學科的支撐。
  遵義市中共黨史學會申翔副會長認為,長征中的群眾工作、統戰工作、黨內思想路線斗爭、民主作風建設等黨的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是“長征學”研究的極其重要的內容;長征經過地域的民風民俗、域名變化、經濟狀況等是“長征學”不可缺少的環節;長征中的戰斗遺址、會議遺存、紅軍沿途留下的豐富多彩的標語、漫畫、詩歌涉及文物學、美術、文學藝術、政治學、軍事學等多學科,是“長征學”研究的重要實物載體;長征中紅軍戰士的堅強信念、沿途群眾對紅軍的態度、國民黨、地方軍之間不同的心態等涉及理想信念、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是“長征學”研究的重要環節;長征中的情報工作、對敵工作、地下黨工作、民族政策、主張與實踐是長征后我黨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依據,也是“長征學”研究的重要方面。總之, “長征學”是一門包含多領域、多學科的綜合性學科。
  遵義市長征學學會曾祥銑會長認為,研究長征,就要進一步考證、闡釋和探究長征在內涵和外延上、在精神實質上、在表現形式上、在中外歷史的影響上與中國夢有哪些內在聯系,以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為契機,宣傳好、闡釋好中國夢,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推動中國夢入腦、入心,更加激勵人們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激發人們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的熱情。研究長征, 是要以中央有關論述和精神為根本遵循開展研究工作。長征學的研究, 要貫徹科學的方法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根本的是要遵循黨中央對黨和軍隊的歷史、對長征、對遵義會議的科學論述,包括對毛澤東同志的科學評價,要緊緊圍繞遵義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開展研究工作。
  遵義市長征學學會名譽會長謝尊修同志認為,長征學學科的基礎是史料,而學科“基礎的基礎”則是價值理念、指導思想,即用什么樣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來研究長征。長征學的理論基礎應該是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來審視和解析長征,評價歷史,臧否人物。學會必須把握正確的研究方向, 克服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以意識形態化代替科學研究的做法。
  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博物館鄒亮輝研究員認為“長征學”是理論的升華和對學科的補充完善,“長征學”有助于對長征文化遺產的保護,“長征學”有助于學科的發展和長征文化的整體研究。研究長征學要設立多學科、多門類的分支研究機構。
  遵義市政協主席陳凌華認為成立遵義市長征學學會目的在于倡導和推動對長征的全面挖掘和深度探討,從理論上更加深入地認識長征、了解長征,加強紅色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讓紅色文化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打造西部內陸開放新高地提供不竭精神動力。各種長征的紀念活動旨在緬懷革命前輩,傳承好、弘揚好長征精神, 更加積極地響應習近平總書記所講“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偉大號召,繼承中國革命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著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長征。
  本次會議,長征沿線的黨史機構,國內相關專家和其他有識之士共同參與就“長征學”的概念、研究范疇、對象、時間節點、長征學學會歷史使命、長征學學會成立的意義等進行了深入討論,進一步拓展了長征學這門學科的學理,厘清了長征學以后研究思路,豐富了長征學內涵,對于加快學科構建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是黨史研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四、長征學學科發展的未來展望
  “偉大的長征精神, 是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真實寫照,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偉大的長征精神, 作為共產黨人紅色基因和精神族譜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 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滋養,成為鼓舞和激勵中國人民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1] (P9)
  (一) 構建長征學學科存在的瓶頸
  雖然長征學研究總體上已經趨向成熟,但有些地方還不盡完善。遵義市歷史文化研究會林茂前副會長認為:在“長征學”設計范圍的研究中、也是在構建“長征學”的進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因時過境遷產生的記憶誤差,加之戰爭環境的特殊性,長征中不少相關文獻丟失,因而造成一些細節不詳、事實不清;黨內持續進行的路線斗爭以線劃界、以人論事,人為地逆轉了一些事實和結論;個人崇拜盛行時,無原則地拔高和貶損有關當事人的歷史作用;一些研究人員喜好“跟風”,致使同一事實在不同時期產生截然相反的解讀;部分檔案尚未解密, 無從知曉長征中核心層的核心內容以及情報運用所起之作用, 等等。這些問題,不僅延誤了“長征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確立,還給日后的研究和解讀留下了不少陰影和負面影響。在長征史的研究宣傳中,過去對1934年7月從江西出發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和紅25軍說得不多,近年對紅25軍宣傳多了,但依然對北上抗日先遣隊,研究宣傳不多,甚至連國家主流媒體都很少宣傳,實際上,五支部隊的長征,才是歷史的真實原貌。
  一門學科的確立,涉及諸如學科賴以生存的事實是否準確,是否有足夠的理論支撐, 涉及旁類學科能否產生呼應,已有研究成果是否科學并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以及對社會進程能否產生足夠的影響,等等。由此可見,“長征學”不是簡單的只研究長征本身的學問,而是一個縝密的知識體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
  “長征學”要名正言順地立身于世,還有兩方面工作要做:一是理論構建方面, 二是實際操作方面。實際操作方面包括:(1)運用大數據,建立長征學資料庫。盡管研究長征一直持續不斷,收集的各種資料數以百萬計,但因各種原因,這些資料大多處于分散、零碎、無系統狀態。全國至今尚無一座專事長征的資料庫。因此, 建立一個長征學資料庫,實為當務之急。資料庫建立后運用大數據技術,對長征資料庫的資料進行專業化、科學化的處理,對收集的相關資料進行認證,去偽存真。確保資料庫成為權威史料,供相關專家學者使用。(2)研究人員應該集中研究,加強溝通。從事長征學研究的人員,多是獨立作戰,通氣交流的機會不多,研究的課題和方向互不了解, 力量分散,有的甚至還是應景式的研究,炒“冷飯”,加之行業、分工不同,“綱”與“目”脫節,嚴重遲滯了對長征研究的深化。有些課題的重復研究,對人、財、物還造成了浪費。如果有了長征人才網,加上前面提到的大數據運用,這些問題都將有效地解決。(3)構建穩定的學術交流平臺,這個平臺就是定期不定期地出版刊物。申請正規書號, 出版長征學月刊。適時召開國際研討會, 把長征學推向世界。“長征學”不僅僅是遵義的, 長征沿線省市區的,中國的,更是全世界的。因此,召開全國性、世界性的學術會議也是拓展長征學研究的需要。
  對于長征學,李厚強等專家也認為,盡管長征研究已取得了巨大進展,但仍存在諸多薄弱和不足之處,仍需要各方面繼續挖掘。“其一,研究領域還需拓展。目前, 無論專題研究還是綜合研究,都還不足。其二,研究方法還需創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資料整理和史實考證方面,比較研究遺跡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研究方面, 還有待加強。其三, 研究力量需要整合。”[10]目前,研究還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極少跨區域的聯合攻關。
  貴州省黨史研究室周明霞認為, 長征學剛剛起步, 今后在長征學的研究中, 要更好地整合資源、發揮優勢,將長征學研究深入研究下去,大家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長征學研究、擴大宣傳和影響作出新的貢獻。
“從一定意義上說,學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就事論事,需要頂層設計, 需要加強學科建設基本理論問題研究,在歷史觀和方法論層面提升研究水平。”[8]
  我國在推進革命文化產業化發展中仍存在諸多問題和不足,這包括:革命文化資源過度消費,保護不力, 破壞嚴重;產業科技含量低,創新能力較弱,同質化競爭嚴重,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 等等。要改變這些情況,就要鍛造革命文化品牌, 走差異化產業發展道路。當年紅軍長征途徑十多個省, 這些地方具有各自獨特的民族風俗、歷史積淀、自然生態環境,由此形成的革命文化資源有各自的獨特稟賦、地域特色,在開展研究中要善于將這些獨特的元素凸顯出來,打造屬于本地區獨有的革命文化品牌。“要努力推動中國革命文化研究國際化。應重視搭建和利用文化國際合作及交流平臺,積極開展中國革命文化研究的海外傳播工作;加強與國外相關實體性研究機構的合作,引進新的研究方法,開辟新的研究視角。”[11]
  (二) 長征學研究與長征路線申遺
  2018年,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為人民過上美好生活提供豐富精神食糧。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繼承革命文化, 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礴精神力量。”[12]
  長征路線申遺自2011年四川省社科院李后強、胡學舉等專家首先提出以來, 在社會及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此后在四川省社科院的精心組織下, 四川省首先在省內開展了長征路線遺址遺跡的調研普查工作, 取得了許多有價值有意義的成果。為助推長征路線申遺工作開展,四川省社科院所辦權威期刊《毛澤東思想研究》也設專欄開展了長征路線申遺研究,一批有影響力的成果不斷刊出,在學界已引起強烈反響, 極大地鼓舞了各地長征路線申遺工作的研究與開展。
  遵義市長征學學會也開展了長征路線的調研。2013年,學會會員羅孝全等赴紅二十五軍長征出發地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進行第一次考察。第二次考察的重點是紅二、六軍團的長征。2013年11月18日,考察人員到達湖南宜章, 參觀年關暴動指揮部舊址暨湘南起義紀念館,20日到桑植,參觀賀龍故居和賀龍紀念館, 然后到劉家坪紅二軍團長征出發地并參觀紀念館, 21日到銅仁參觀周逸群故居和紀念館。23日到達印江縣木黃鎮,參觀設在水府宮的會師紀念館,后到松桃縣石梁考察會師地。25日到達凱里,后到達畢節考察黔大畢革命根據地,27日參觀紅軍在黔西北陳列館。2014年,遵義市長征學學會組織會員到四川甘孜考察紅四方面軍的情況。2014年10月13日長征學學會部分會員考察了卓克基“馬爾康紅軍長征紀念館”,14日走訪了阿壩州黨史辦了解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根據地開展的大量革命活動,會員還參觀了藏族寺廟、藏、羌民居、土司官寨、馬爾康街市等民族特色風物。16日經鄭州到鄂豫皖蘇區, 到根據地首府新縣。19日到武漢紅安,參觀紅四方面軍總部舊址、七里坪工會舊址、鄭位三革命事跡陳列館、鄂豫皖蘇維埃銀行、列寧市經濟公社、蘇維埃飯堂合作社等早年紅軍開展革命活動的遺址。2017年,長征學學會副會長遵義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谷松嶺教授, 遵義市長征學學會理事遵義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紀鵬副教授對紅二、六軍團長征路線赴銅仁、畢節等市縣進行了實地考察。谷松嶺、王紀鵬和杜敦科等撰寫的考察報告《貴州省長征文化資源保護和開發創新戰略建言》獲得貴州省委常委、遵義市委書記龍長春同志重要批示, 認為視角獨特, 對于遵義“傳承紅色基因、講好遵義故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長征申遺是黨史界的一件大事情, 它將極大地推動長征沿線省份長征學研究的開展,進一步拓展長征學研究領域、新視角、新手段。在當下國家對革命老區進行精準扶貧的大背景下申請長征路線申遺也正當其時,這一行動將進一步激發老區人民繼續發揚長征精神,加快經濟發展,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愿景。長征申遺是一項重要的戰略舉措。
  綜上所述,長征學的提出從學科構建及其學理方面雖然有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 但總體來說長征學學科的建立逐漸具備了成熟的條件, 長征學學會成立對于全面推動長征研究, 加快長征學學科發展, 凝聚長征研究國內外專家學者集中攻關, 促進新時代長征精神傳承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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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學舉,吳滿意,李后強.應該建立“長征學”[N].四川日報,2012-12-26 (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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