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鳴三省”的村莊究竟在哪里
    發布時間:2019-09-28
姜繼洪
  1935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川滇黔交界之地召開了“雞鳴三省”會議,作出了政治局常委分工、紅軍戰略轉移方向調整、中央蘇區行動方針轉變等三項重大決策。“雞鳴三省”會議因此而成為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推動形成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一次關鍵性會議,成為中國革命偉大轉折中的重要一環。
  由于種種原因,長期以來沒有發現這次會議記錄的直接原始檔案,學術界對于會議召開的地點即周恩來回憶中所說的“雞鳴三省”莊子究竟在哪里,眾說紛紜。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數次派人專程赴川滇黔交界的岔河等地實地考察調研,也未能明確具體地點,只提出了原則性的意見:“雞鳴三省”莊子指三省交界附近、以岔河為中心的村寨。此后,不少學者特別是當地黨史工作者經過研究,逐漸形成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一說是貴州畢節林口迎豐村,一說是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一說是四川瀘州敘永石廂子。學者們將其概括為“川、滇、黔三說”。
  迎豐村說的疑點是,查閱紅軍長征日記及1935年2月3日至5日期間的電報,尚未發現任何一處提到中央軍委縱隊到過林口,這表明“雞鳴三省”會議不大可能在這里召開。花房子說的疑點是,根據伍云甫日記記載,2月5日“23時半才到”花房子,在短短的半小時之內不可能有時間從容地召開會議討論一系列重大問題。花房子僅一棟三開間木房及一屋,不具備周恩來所說的莊子條件,不能滿足中央軍委縱隊住宿所需。剩下唯一既滿足中央軍委縱隊到過又符合莊子條件并且住宿過的,看來只有石廂子了。
  石廂子說的理由的確很充分:當時石廂子有75戶人家、400多人,滿足周恩來所說的莊子條件;中央軍委縱隊在這里歷時兩個晚上一個白天,有充足的時間開會討論重大事項,而且石廂子遠離敵軍,安全有保障,具備開會的客觀條件。最直接的文獻依據是錢江日記明確記載2月3日“到石廂子(雞鳴三省),留駐一天”,這里的括號清楚地表明,在當時紅軍看來,石廂子就是“雞鳴三省”村莊。但是石廂子說也存在兩大疑點。一是石廂子距岔河太遠,與“雞鳴三省”地理特征不符;二是2月5日中央復項英這封至為關鍵的電報,只署了日期而沒有發電時間,地點并不明確,很難說是石廂子。
  關于第一個疑點,涉及如何理解“雞鳴三省”地域概念。從這些年來的研究看,主要有兩種理解。一種是狹義的“雞鳴三省”,指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岔河。從地理位置看,岔河是最符合“雞鳴三省”特征的。當時三省一側各有一戶人家,確實是一家雞叫,三家皆聞。但是據時任中央紅軍總部機要科機要員的李質忠回憶,“真正三省交界岔河那個地方總部沒有去過”。另一種是廣義的“雞鳴三省”,指由岔河開始形成的分屬三省的三面扇形山地。當地群眾把四川古藺縣的水潦、石廂子一帶(1962年劃歸敘永縣),云南鎮雄縣的坡頭、威信縣的水田寨一帶,貴州畢節縣的林口一帶,統稱為“雞鳴三省”。廣義的“雞鳴三省”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長期以來為多方所使用。
  石廂子到底是否屬于“雞鳴三省”,這需要通過歷史文獻及實地調研尋找答案。根據1944年威信縣地圖、1950年古藺縣地圖、1954年美軍陸軍制圖局繪制的25萬分之一的中國地圖,圖示在四川境內的木瓦房村一帶有滇屬飛地存在。調閱云南四川兩省關于這塊飛地劃界變更的往來公函,以及地方縣志,查明:1935年的石廂子以西,為云南威信(扎西鎮)水田鄉的飛地木瓦房村。實地踏勘時,當地老人指證,石廂子場鎮邊上、毗鄰赤水河北岸的鳳凰山歷史上就叫“雞鳴山”,從鳳凰山頂上向南不足1公里直線距離就是赤水河南岸的貴州畢節生機鎮鐮刀灣村,往西北不足2公里直線距離就是解放前的木瓦房村一帶,鳳凰山頂上公雞一叫,貴州的鐮刀灣、云南的木瓦房村都能聽到。后來山頂上的人家遷到山腳下的石廂子場鎮,所以民清時期的石廂子還有一個別名叫“雞鳴三省”。
  木瓦房村這塊滇屬飛地,揭示了當時真實的地理關系,為我們理解“雞鳴三省”地域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岔河為中心來界定“雞鳴三省”。而歷史上,還有以石廂子一帶為中心的“雞鳴三省”存在。石廂子今天確實不與云南接壤,但在歷史上一度卻是與云南毗鄰接壤、與貴州隔河接界的“雞鳴三省”之地。
  關于第二個疑點,涉及中央書記處2月5日電報發電和接收時間。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留守中央蘇區的項英四次致電中央請示行動方針,“盼于即日答復”“請立復”。據時任紅24師代理政治部主任袁血卒在新中國成立后撰寫的《紅軍長征以后》記載:“1935年2月上旬,中央書記處給中央分局拍來電報”“中央分局接到電報后,立即在駐地井塘村召開會議,進行討論”,緊急會議后在分局機關駐地“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文藝會演”“會演在晚上進行”。當年項英駐地的房東及井塘村群眾在回憶中,均有過了年以后、春節后幾天的公審、會演情況的記載。分析可知,1935年2月中央分局收到中央的電報一共有四次,分別是2月5日、13日、23日、28日。2月上旬中央分局在于都黃龍井塘村收到的電報只有一次,那就是5日中央書記處所發電報。收到這封“萬萬火急”的電報后,中央分局“立即在駐地井塘村召開會議”,符合當時項英及中央分局日夜期盼中央來電的情形。之后中央分局轉移到于都南部禾豐地區,其他三封電報的收報地點是在禾豐。
  由上述材料可知,蘇區中央分局2月5日接到中央書記處電報后,立即在駐地召開會議,會后還舉行了會演。從接到電報、通知開會、召開會議、會后會演等情況綜合分析,中央分局接到中央書記處電報的時間,不可能太晚,至少是在晚上之前,大概率是在白天。由此倒推,中央書記處2月5日電報應該是在5日白天即已發出。再根據紅軍日記記載,5日離開石廂子后,一直在行軍且有民團騷擾,中途不可能開會。還要考慮到,這封“萬萬火急”“先此電達”的電報,不大可能開完會后等到行軍途中發出,它應該是開完會后立即發出的。因此,在沒有更可靠的文獻證明的情況下,目前的材料可以表明,“雞鳴三省”會議在離開石廂子之前就已經召開過了,石廂子應該就是周恩來回憶中所說的叫“雞鳴三省”的莊子。
 
?
双色球杀号彩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