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黨指揮槍鑄軍魂
——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軍的探索與實踐
來源:《學習時報》(2019年9月30日第A5版)        發布時間:2019-10-11
王雪
  1929年,在我黨我軍的建設史上是非常關鍵的一年。在這一年,我黨我軍解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軍隊。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的斗爭洗禮中逐漸走向成熟,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始終保持革命斗志,不斷總結斗爭經驗,不斷思考和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成功解決了這個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從此,一個先進政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真正建立起來了,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
  正確的思想不是從天而降的。在紛繁復雜的斗爭實踐面前,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各種各樣的認識。紅四軍黨內就建黨建軍的問題產生了不同的認識,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統一思想,明辨是非,維護了朱、毛的領導,鞏固了紅四軍的團結。1929年12月下旬,古田會議順利召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在各地紅軍逐步實行,壯大了紅軍的力量,是黨和人民軍隊建設史上的里程碑。
(一)
  國民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從慘痛教訓中認識到獨立創建和領導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建設一支自己的軍隊,進行革命戰爭。南昌起義后,各地黨組織根據“八七”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武裝起義,開始了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偉大實踐。
  1929年1月,就在紅四軍和紅五軍在井岡山會師之際,國民黨湖南軍閥何鍵就指揮湘贛兩省“會剿”的3萬兵力圍攻井岡山。紅四軍主力陷入困境。
  當時的情況,迫使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下山,原計劃是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引開“會剿”之敵。2月中旬,當紅四軍主力到達贛西南時,井岡山已被敵軍占領。毛澤東、朱德便決定利用福建、江西良好的地理條件和群眾基礎,在贛南閩西開辟新的根據地,這也奠定了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基礎。
  然而,在贛南閩西的長期游擊斗爭中,紅四軍內一些人對“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產生了懷疑。1929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帶來了彷徨和困惑,從而也引起許多內部矛盾和爭論。“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成為這一時期生存與發展的當務之急。
  走出井岡山的紅四軍,于3月中旬奪取了閩西長汀縣城。此地是閩西的物資集散地,有幾萬人口,商業比較發達。紅四軍首次進入這樣比較繁華的中等城市,不僅籌到大批款項物資,紅軍戰士每人還發了兩套軍服,五塊大洋。隨后,紅四軍又相繼攻占龍巖、永定縣城,部隊也由下井岡山時的3000余人發展到6000多人。
  居安思危,毛澤東并未忽視創建新型革命軍隊的緊迫性。在這一時期,他曾尖銳地指出軍隊人員構成上存在的問題:“紅軍第四軍產生于封建剝削制度尚未肅清的中國,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從封建軍閥軍隊里頭轉變過來的”。確實,中國共產黨發動武裝起義建立軍隊時,其成分就比較復雜,一部分來自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革命軍,一部分來自軍閥,一部分來自工人,多數則來自農民。因此,各地區的黨組織從起義開始,都在逐步對軍隊進行思想改造。
  毛澤東率部隊上井岡山前,便在三灣進行改編,決定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實行政治民主,經濟公開,官兵平等,消除舊軍隊的雇傭關系,還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確定黨對軍隊絕對領導。但三灣改編為時只有幾天,部隊就匆匆奔向井岡山,沒有來得及形成正式的綱領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起步。
  而整編后的紅四軍成分更為復雜,主要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在戰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國民黨軍隊的俘虜,很多軍事干部出身于舊軍隊,加上部隊又一直處于戰斗頻繁的環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缺失,致使舊軍隊的不良作風大量殘存。隨著紅軍的擴大和新根據地的開辟、革命進一步深入和戰爭的發展,一些不良傾向開始暴露出來。
  當時特別突出的問題,是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軍閥主義殘余、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盲動主義殘余等錯誤傾向抬頭。軍中有些人對黨委、支部討論和決定問題的制度不習慣,喜歡“長官說了算”。有些人還有非常嚴重的錯誤觀念,認為黨委領導是“自上而下的家長制”,認為政治部妨礙了司令部的工作,是“賣狗皮膏藥”的。
  紅四軍中一部分人認為軍事高于一切,主張政治機關附屬于軍事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表現出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有些人不關心根據地的創建,不贊成紅軍宣傳和組織群眾,不贊成創建革命根據地,而熱衷于攻打城市,主張“走州過府”“流動游擊”,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干部經常打罵士兵,槍斃逃兵的現象時有發生。
  這些消極言行擴散開來,不僅導致紅四軍黨內對組織發動群眾、創建革命根據地、黨的領導原則、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則問題產生了不同認識,發生了爭論,還影響到紅四軍的上層,從而引發了領導干部之間的爭論。
(二)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會議決定,在贛南、閩西20余縣實行公開武裝割據,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此時形勢趨于穩定,紅軍發展態勢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紅四軍黨內逐漸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持續發酵,單純軍事觀點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日益滋長、泛濫,部隊思想處于一種動蕩混亂狀態。紅四軍內部矛盾最終激化,聚焦在了關于軍委的設置問題的爭論,也就是前委、軍委之爭。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黨組織有三個:湖南省委前委,書記是毛澤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也是毛澤東;紅四軍軍委,毛澤東當過書記,后來,朱德和陳毅也分別當過書記。中央規定“特委及軍委統轄于前委”。2月初,在紅四軍下井岡山時,由于特殊時期為提高決策效率而取消軍委。前委“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軍委設置問題又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軍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紅軍在游擊狀態中產生諸多錯誤思想,又由于紅四軍自下山以后,連續作戰,且頻遭強敵追擊,部隊中軍閥殘余、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有所抬頭。一些指揮員熱衷于太平天國式草寇生活,不愿做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據地的艱苦工作,加上舊軍隊帶來的影響制約了共產黨對軍隊領導權的建立。另外,當年隨朱德上井岡山的湘南農軍,在半年內被遣返了7000余人,離開井岡山后死傷慘重,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始終沒有作出結論,影響了紅四軍領導之間的團結。
  二是中央“二月來信”帶來的負面影響。1929年4月3日,紅四軍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員區壽昌送來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給紅四軍前委的信。來信要求紅四軍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紅軍到中央去,以保存紅軍和分散發動群眾。這封來信在紅四軍中造成了負面影響,廣大紅四軍將士都覺得中央不信任紅四軍,不讓做強做大,還要把朱毛調走,于是部隊議論紛紛,悲觀情緒尤為嚴重。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致信中央,陳述己見。他從堅持真理的原則性和服從組織的紀律性出發,一方面批評了中央的錯誤指示,對形勢估計得過于悲觀,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堅持要朱毛離開紅軍,請速派劉伯承、惲代英二人接替。后來,中央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原議,收回了指示。
  此外,紅四軍領導內部意見也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以及從蘇聯歸國的領導干部脫離實際干涉軍務,造成了更大的混亂,使問題趨于復雜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終于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前后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爭論的焦點是在現在時代軍部要不要的問題”。
  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分析了紅四軍黨內斗爭的歷史、客觀環境、來源及其表現,最后總結出,領導干部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焦點又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6月19日,紅四軍第三次打下福建龍巖城后,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于當月下旬召開。在紅四軍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提出,應當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這個提議卻未被與會的多數人接受。會議把毛澤東提出的“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并給予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這次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離開軍隊。7月以后,毛澤東因瘧疾病倒,轉移到上杭、永定山區養病。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之后,部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極度削弱,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潮益發泛濫。朱德、陳毅等人對此深感憂慮,想著力整頓。
(三)
  據蕭克回憶:“當時的士兵干部都有這樣感覺,毛黨代表在時,隊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澤東同志,希望他回到紅四軍,這是全軍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來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匯報紅四軍的情況,決定派陳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聽取了陳毅關于紅四軍情況的報告,接著又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一起組成一個委員會,共同研究解決紅四軍中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的行動方向。
  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八大”召開,解決“七大”所沒有解決的一些問題,統一全軍思想。但是,會前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沒有拿出一個成熟的意見,而是讓大家自由討論,結果七嘴八舌,爭論不休,“無組織狀況地開了3天”,對一切問題都“毫無結果”。這時,大家深感,因為毛澤東的離開,“政治上失掉了領導的中心”。
  軍事上的挫折隨之而來。10月13日,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紅四軍“全部立即開到東江去,幫助東江廣大群眾的斗爭”。10月20日,紅四軍兵分3路擁入廣東東江地區,入粵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擊。隨后紅四軍又冒進攻打梅縣,“合計損失1000多人”。
  軍內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將毛澤東請回來。在毛澤東的復職問題上,周恩來起了重要作用。擔任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聯系整個紅軍的建設經驗,針對紅四軍的問題作了詳細指示,并委托陳毅根據他談話的內容和中央軍事會議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陳毅根據周恩來多次談話的意見,以及自己對一些問題的理解,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為一個對紅四軍乃至全國紅軍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的文件,史稱《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在總結紅四軍經驗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規定紅軍的根本任務有3項:“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但是“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仍為前委書記”。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這封信。10月22日,陳毅從上海回來后,傳達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贊同,歡迎毛澤東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澤東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他還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當時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并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進而表達了歉意,這樣就與陳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自此,紅四軍高級領導之間達到了思想上的統一。
(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的曙光小學隆重召開,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120多人。根據中央指示,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重新選舉了紅四軍前委委員1人,候補委員3人,選舉毛澤東任前委書記。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澤東和朱德分別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代表們熱烈討論了中央指示信和會議的各種報告,認真地總結紅軍創建以來黨在同各種錯誤思想、錯誤傾向作斗爭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案”。
  決議的核心精神是強調紅軍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批評了單純軍事觀點和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明確規定了紅軍“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而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確立了“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無產階級建軍原則;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軍隊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規定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從而為人民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古田會議結束后,紅四軍內立即開展了傳達貫徹會議決議的活動,把決議作為黨課教材,視為紅軍法規,要求全體干部和黨員遵守。對決議的學習,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成為一次群眾性的整風運動。經過學習,干部、戰士的思想覺悟顯著提高,紅軍部隊呈現出一片新氣象。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不僅在紅四軍中貫徹實行,經過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軍事部介紹,后來各地紅軍也都先后照此實行,從而使紅軍進一步肅清了舊軍隊的影響,奠定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礎。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結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初步回答了在黨員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情況下,如何從加強黨的思想建設著手,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問題;初步回答了在農村進行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如何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集中體現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的建設的道路。
  中共中央在后來的全黨整風運動中高度評價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同志寫的中國共產黨建軍與建黨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獻之一。”2014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習近平主席出席會議并指出:“福建古田是我們黨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的地方,是我軍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軍隊定型的地方。”“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實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證了我軍始終是黨的絕對領導下的革命軍隊,為我軍戰勝強大敵人和艱難險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軍始終保持了人民軍隊的本色和作風。”
  從三灣改編、井岡山斗爭至古田會議,人民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原則基本成型,特別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將建軍原則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使軍隊的成長發展有了正式的綱領。此后幾十年來,人民軍隊在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上有了更大的發展和創造,但基本的原則還是來源于這個決議。1929年,中國共產黨歷經了一年的艱苦轉戰,克服了人民軍隊創建初期的種種紛繁復雜的問題,最終取得了重大收獲,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這一年我黨政治建軍的探索與實踐,將在歷史的長河中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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