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突擊運動”的經驗談
來源:《黨史文苑》2019年第7期        發布時間:2019-08-26
楊會清
  中央蘇區時期,根據革命斗爭形勢需要,我們黨組織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專項工作,這些工作的特點是“集中力量為完成某一中心任務”,往往是在規定期限內開展,被稱為“突擊運動”。1934年3月11日,時任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報《斗爭》上發表了《關于突擊運動》一文,對突擊運動與經常工作的關系談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一些具體要求。雖然時代發生了變化,但文章中所涉及的工作方法對我們仍然有啟示意義。
  工作的突擊性是蘇區工作中極端重要的特點
  李維漢在《關于突擊運動》中明確指出:“決定工作中突擊的特性的,由于戰爭的緊急動員的需要。”事實上確實如此!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革命動員的壓力相當大。例如擴大紅軍,寧都縣按計劃應該在1932年1至3月擴大1500名,但到3月底,僅僅完成計劃的十分之一。又如經濟建設公債,江西省蘇維埃在1933年應推銷247萬元,但根據當年年底的統計,實際數目離計劃要求仍然“差得太遠”。如果不能集中力量盡快實現上述目標,必然會影響革命戰爭的順利進行。所以,李維漢特別強調兩點:第一,“集中全部力量放在一個工作的突擊上面,在當時是不得已的,也是正確的”。第二,“工作的突擊性是我們蘇區的工作上極端重要的特點……突擊的完成與否,便對戰爭有極重要的機關,以至有決定的意義”。
  面對國民黨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圍剿”,共產黨只有進行堅決的斗爭,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而要進行堅決的斗爭,就必須加大對蘇區的動員力度并百分之百地完成動員任務。李維漢指出:“黨不輕易決定突擊運動,一旦決定了,即要堅決戰勝一切困難和動搖,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務。”
  從實際情況看,工作的突擊性確實是蘇區工作中的重要特點。當時,中央蘇區經常根據中心工作的變化而開展一些性質不同的突擊運動,比如“衛生防疫運動”“擴大紅軍運動”“收集糧食運動”“歸隊運動”“吸收黨員運動”“退還谷票運動”等等。
  從實際效果看,突擊運動也在相當程度上滿足了革命動員的需要。例如1933年6月17日《紅色中華》報道,在紅五月擴大紅軍的突擊運動中,僅僅江西省就擴大了紅軍2.5萬人,“創造了四個師”。又如1934年5月的“節省三升米運動”中,僅僅是少年先鋒隊就節省了158367升米、53296升谷。
  突擊運動應該成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運動
  就各類性質的突擊運動而言,其運作模式基本是一致的,即具有群眾性運動的一般特點。李維漢指出:“突擊運動是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他的動員依靠于當地的黨、蘇維埃和各種群眾組織和其他領導機關。”
  具體來說,突擊運動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黨是最負責的和最高的領導者”。也就是說,要突出黨對突擊運動的領導。要實現黨的領導,就必須堅持黨——黨團(黨組)——政權組織(蘇維埃政府)或群眾組織(如工會、貧農團)——群眾的垂直領導體系。而且,“一切比較重要的問題和工作上的決定,必須提到當地黨的領導機關討論”。任何脫離黨的領導、凌駕于黨的領導機構之上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地加以糾正。在這一過程中,還必須充分發揮黨員、支部的先鋒作用。李維漢指出:“它需要黨的每個支部,每個部門,每個細胞和每個黨員都比平常加倍緊張的工作,顯示出真正的先鋒的作用。”只有充分發揮黨員、支部的先鋒作用,才能更好地領導群眾、動員群眾。
  第二,參加突擊隊的人員“貴精不貴多”。在中央蘇區時期,開展某項突擊運動時,往往會以某一團體為單位或以各單位代表來組建突擊隊下去推動工作。李維漢認為,各部門征調的干部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精”。也就是說,所征調的干部必須“是由質量好的同志組成”,而且,征調要以不影響本部門正常工作為原則。突擊隊成立后,還要注意合理的、科學的分工,特別是要“分配一定的隊員去幫助黨、團、蘇維埃、工會、赤少隊以及各種其他群眾組織”。其目的在于“推動各個組織去動員自己的干部和群眾”,以避免突擊隊單干(替代或命令)的錯誤,同時也可以在突擊工作完成之后還能保障“當地領導機關能夠繼續健全地工作”。1934年4月,中央糧食調劑局的劉明鏡奉調到勝利縣參加糧食突擊運動。但在此期間,他不僅沒有“艱苦地進行群眾動員”,反而處處體現“強迫命令”,甚至還“大罵支部與負責同志”。為此,中央給予他嚴厲的黨紀處分。
  第三,“黨必須經常去檢查突擊的前進狀況,給以必需的具體的指示”。這種檢查,就包括派遣巡視員、特派員“到突擊中心或落后區域去直接指導”。當然,也包括派遣工農檢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干部下去檢察和監察。為此,李維漢還特別強調,工農檢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必須專注自己的主業,他們的干部“不應當編入突擊隊”,而應當“以檢察的地位參加突擊”,否則會妨害“他們的‘檢察’和‘監察’的工作”。
  突擊運動只是黨的經常工作的一個輔助方式
  開展突擊運動,是緊急動員的迫切需要,是不得已的選擇。正是因為平時工作“沒有能夠完全趕上戰爭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通過突擊運動來輔助。例如推銷公債,如果平時就能夠完成任務的百分之八九十,那么,根本不需要開展突擊運動,或者說,突擊運動的壓力也會小很多。李維漢指出:“突擊運動中完全可以清楚,哪里經常工作比較好,哪里突擊任務便更快的完成,反之在工作薄弱的地方,突擊任務的完成就要依靠更大的力量。”因此,開展突擊運動首先就必須明確,“突擊運動只是黨的經常工作的一個輔助的方式”,不能讓所有工作都通過突擊運動來完成。
  要準確地理解這一點,就必須糾正兩個錯誤傾向:一種傾向是“拿突擊運動代替經常工作”。也就是說,要充分重視經常工作的開展。當時在興國縣,每次突擊運動都能首先完成任務,“因為興國的黨和群眾的工作有很好的基礎”。為什么許多邊區縣的突擊工作的成績總是落后?“因為那些地方我們經常的工作還很差”。因此,各級黨委在平時就必須重視“自己隊伍里面和武裝組織、蘇維埃及各種群眾組織中的布爾塞(什)維克的經常工作,去鞏固黨與群眾的聯系,加強黨對各種非黨組織的領導,來完成黨的任務”。同時,要科學制訂具體的工作計劃,定期檢查工作的實際狀況,并提出具體的辦法去不斷改進工作。
  另一種傾向是把“所有的負責同志調去參加突擊”。要保障各部門工作的有序進行,就不能因為突擊運動而“削弱各種組織的領導機關的力量”。1933年12月,中央決定開展擴大紅軍突擊運動。在突擊運動中,不僅動員了中央一級許多負責干部參加,而且省、縣、區更是將大部分干部編入了突擊隊。像江西、粵贛、福建三省省委以及三省少共省委只剩下一個書記,省蘇維埃政府只留下二至三名負責同志,至于縣、區一級,同樣如此。1934年春,在糧食突擊運動中,不僅“省、縣、區的負責干部大部分下了鄉”,而且“糧食部的負責人也加入突擊隊”,甚至“把監委和檢委的負責人也編入了突擊隊”。其結果是,擴大紅軍和收集糧食的任務倒是完成了,但卻“削弱了甚至取消了一般經常工作的領導”。因此,李維漢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必須“迅速糾正這個錯誤”。
  經常工作應當與突擊工作有機聯系起來
  在中央蘇區時期,突擊運動在各個領域都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但事實上,這一運動不是萬能的,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突擊運動的優點在于它能在短時間內取得較大的成效。例如吸收團員的突擊運動,它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吸收大批的入團”。根據1933年8月的統計,通過突擊運動而發展的團員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一,而“在日常中發展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九”。隨著時間的推移,突擊運動的缺點會慢慢顯露出來,最典型的就是工作中的“寒熱癥”。
  1934年1月,團中央局與中央教育部聯席會議發起消滅文盲的突擊運動。緊接著,各級蘇維埃政府紛紛動員,在“不識字的是瞎子”的號召下開展了廣泛的入校運動。在運動過程中,各地普遍興辦了列寧小學校,而且,有的小學校“在開辦后幾天就增加學生數百”。但運動過后,這項工作則限于停頓狀態,部分地方甚至出現了以下情況:“有政府和群眾團體借小學校開會……有借小學校桌椅而用的,致使學校停課。尤其是在新的赤色區域,一部分教員更借此偷閑,甚至弄到學校長期停辦。”對此,李維漢認為,“應當使一致的工作與突擊的工作聯系起來”。
  怎樣聯系?一方面,“在突擊運動中,我們也不應該放棄經常工作”。我們不僅要做好經常工作,使它成為開展突擊工作的重要基礎,更要使突擊工作的精神成為經常工作的前進指導。李維漢指出:“黨要學會把工作的突擊性與工作的計劃性和經常性配合起來,黨要為著把突擊的速度變成經常工作的速度而斗爭,為著把某些工作的突擊的跳躍的前進,變成穩著布爾塞(什)維克的腳步大踏步的各種工作的前進而斗爭。”另一方面,“突擊運動要推進其他有關系的各種工作”。也就是說,突擊工作不能孤立地開展,而必須與其他工作結合起來進行。例如收集糧食突擊運動,就涉及糧食部、糧食合作社、糧食調濟局的組織和工作的改善,甚至還涉及“肅反機關(保衛局、裁判部)和檢舉機關的工作的改善”。只有樹立上述理念,才能將突擊工作與經常工作有機地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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